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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思杜的謊言


關於胡適先生,羅爾綱寫過兩本書,一是《師門辱教記》(1944年),後更名為《師門五年記》;二是《胡適瑣記》(1993年),其中談到胡適的幼子胡思杜——他曾擔任胡思杜的家庭教師——稱其思想進步,是非分明:

魯迅在30年代初經常在報上用雜文罵胡適,他們多年不見了。思杜告訴我,有一次,那是個冬天,魯迅來北京,到胡適家探訪,在將進書房時邊笑邊說:“捲土重來了!” 思杜趕著去幫他接大衣。胡家來客,有多少顯貴,我從不聞說過他給哪一個接大衣。

——(羅爾綱《師門五年記、胡適瑣記》,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,第168頁)

文中只有兩個模糊的時間點: 1930年代、冬天 。結合魯迅生平,可推斷這是指1932年11月 。 1927年初,魯迅南下,此後十年,只回過兩次北京,一是1929年5月,二是1932年11月,目的都是探親。北京入冬早,11月已經是冬天。

不過,我們查魯迅日記、胡適日記與年譜等,則會發現羅爾綱的回憶疑點重重

據魯迅日記,1932年11月9日,周建人轉來北京電報,告以母親魯瑞病情,11日,魯迅乘火車赴京,13日抵達,28日回上海。他在北京盤桓半月,此間訪友、會客、講學、購物等,日記均有詳記,如“下午往北新書局訪小峰,已回上海。訪齊壽山,已往蘭州。訪靜農,不得其居……”(15日)“下午訪幼漁,見留夜飯,同席兼士、靜農、建功、仲澐、幼漁及其幼子,共七人。”(19日) 然而並無到胡適家做客的記載,甚至未嘗提及胡適名字

也許有人要問,會不會出現漏記呢?這則太不了解魯迅的精細及其日記風格。

(以上所引魯迅日記見《魯迅全集》第十六卷,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版,第334-336頁)

再看胡適日記。遺憾的是,無論安徽教育版的《胡適日記全編》八卷本,還是台灣聯經版的《胡適日記全集》十卷本,1932年日記都出現了大量缺失,11月日記,僅存四日(27-30日),記載了胡適的武漢之行(他初見蔣介石,便在此際)。退而求其次,只好查胡適年譜 。據胡頌平《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》第三冊,1932年11月間,只有一條相關記載:

十一月九日,魯迅(周樹人)因母病去平,一日見適之先生,先生很風趣的對魯迅說:“你又捲土重來了!”幾天之後,魯迅在北大等校演講,大發牢騷:“有人怕我捲土重來,我便捲土重去!”

——(胡頌平《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》,台灣聯經1984年版,第1102頁)

此後胡頌平的一些牢騷話,姑且略過。單說這節史料,年譜明言出自胡不歸《胡適之先生傳》。胡不歸本名胡傳楷,不僅是胡適的同鄉,還是學生,一度常到胡適家中請教問題、查閱資料。 1941年底,為了慶祝胡適五十大壽,他連夜趕工,撰成《胡適之先生傳》,作為壽儀。這是關於胡適的第一本傳記(他傳),意義自然不凡。此書第十六節,記錄了胡適與魯迅的這段交鋒,年譜照錄,一字不差(胡不歸等《胡適傳記三種》,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,第46頁)。

考證至此,足可斷言,1932年11月魯迅的北京之行,也許見過胡適,卻不曾到胡家拜訪。這可能由於繁忙而分身乏術,我則以為另有一大因素不容忽略:1930年代的魯迅,似乎不再把胡適當朋友。

兩年後他撰《憶劉半農君》,將劉半農與陳獨秀、胡適對比:“ 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,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,大書道:'內皆武器,來者小心!'但那門卻開著的,裡面有幾枝槍,幾把刀,一目了然,用不著提防。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,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: '內無武器,請勿疑慮。'這自然可以是真的,但有些人——至少是我這樣的人——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。半農卻是令人不覺其有“武庫”的一個人,所以我佩服陳胡,卻親近半農。(魯迅《且介亭雜文》,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,第66頁)這裡的“佩服”——尤其佩服胡適——近乎客套話,“ 側著頭想一想 ”所暗示的疏遠和提防才是魯迅的心聲。

不過胡適這廂,依舊視魯迅為友。這可以兩封信為佐證。

1929年9月4日,他復信周作人云:“生平對於君家昆弟,只有最誠意的敬愛,種種疏隔和人事變遷,此意始終不減分毫。相去雖遠,相期至深。此次來書情意殷厚,果符平日的願望,歡喜之至,至於悲酸。此是真情,想能見信。” (《胡適書信集》上冊,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,第490頁)

1936年12月14日,他復信蘇雪林,對於蘇雪林攻擊魯迅的言辭,大加批評,告誡道:“凡論一人,總須持平。愛而知其惡,惡而知其美,方是持平。魯迅自有他的長處。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,如他的小說史研究,皆是上等工作。” (《胡適書信集》中冊,第710頁) ——順道說一句,我完全贊同胡適對魯迅作品的判斷,不妨說,魯迅生命最後十年(1927-1936年)的作品,可讀者不過十之二三,這十之二三當中,大半則是書信。

說回正題。羅爾綱回憶有誤,竊以為責任不在他,而在胡思杜。他是老實人,不大會撒謊,胡思杜則不靠譜。後人回憶胡思杜,往往礙於胡適的面子,筆下不免留情,說白了,這傢伙就是個浪蕩子和紈絝子弟。其天資,有人說聰穎(羅爾綱、石元皋),有人說“非聰穎之輩”(沈衛威),不過,說到他不愛讀書、好吃喝、貪玩樂等壞習氣,則無爭議。大體說來,胡思杜不僅無甚學識,品行也壞,譬如1947年,他曾向陳之邁騙取回國旅費,幸為胡適識破。由此反觀他向羅爾綱編造魯迅來訪的故事,並不令人意外。

胡適全家,前排胡適與江冬秀,後排左起長子胡祖望,次子胡思杜

胡思杜常常被讚為左翼青年,他與胡適的不和,正種因於此。細究其生平,只能說,他的左,或者說進步,更多是一種青春的叛逆情緒,與理念幾乎無關。他的悲劇,自然不宜說咎由自取,而當歸罪於那個荒誕的時代,然而要說他沒有一點責任,卻也不當,他的“沒頭腦”與“不高興”,其實都是禍源。羅爾綱在文章結尾嘗試為他開脫,並力圖闡揚革命大義:“我們根據他臨死時給親人的信,再回首檢查他一生,他童年時就喊打倒帝國主義,就尊敬魯迅,他為什麼在美國留學遭美國要驅逐他,他為什麼不肯隨父母離開祖國,不是都清楚了嗎!”(第171頁)事實上,羅爾綱自己都沒有弄清楚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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